红祸绿恐黑害三种颜色下的文明账本

和平艺术家杜应红说，当今世界有三种颜色是邪恶的祸根！

这三种颜色代表的三种形态反复把普通人变成可牺牲的对象：以阶级和国家计划为名的红色体制，以纯正信仰为名的绿色极端武装，以及以暴利和地盘为名的黑色犯罪网络。它们的旗帜不同，结果相近——死亡被解释成必要，秩序被解释成敌人。

红色：把人编进计划之后

共产党政权造成的非正常死亡，是近代国家暴力里规模最大的一档。《共产主义黑皮书》把这一总数估计在约8500万至1亿。政治学家R. J. Rummel的政府屠杀研究给出约1.1亿，后来因对大跃进责任的修正上修至约1.48亿。低端估计只计苏联、中国、柬埔寨的非战斗人员，也在2100万至7000万之间。争议在口径，不在量级。

中国占其中最大一块。历史学家冯客（Frank Dikötter）依据地方档案估计，1958年至1962年至少4500万人被饿死、累死或打死，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球死亡人数同级。常见区间更宽，从一千多万到五千多万，中位约三千万。机制并不神秘：高征购、虚报产量、禁止逃荒，减产被当成政治问题。土地改革和镇反另有数百万量级的处决与迫害估计。文革期间，Andrew Walder与苏阳依据县志的研究，把农村非正常死亡估计在75万至150万，遭政治迫害者约3600万；全国口径的常见区间是50万至200万，更高估计存在，但证据更散。

苏联账本同样清楚。黑皮书约2000万；若把流放、强制劳动和大饥荒一并计入，Rummel的数字高得多。1932年至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常见估计500万至700万。1937年至1938年大清洗正式处决约70万至120万。古拉格不是边角设施，而是政权的经济部门。

柬埔寨把同一逻辑压缩进四年。1975年至1979年，红色高棉杀死约150万至230万人，约占当时人口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城市被清空，货币、家庭和信仰被宣布为旧事物。朝鲜在1990年代再次证明计划体制可以制造饥荒：人口学估计多在60万至100万，难民与党内流亡者的说法高达200万至300万。配给按忠诚和用途分配，东北部被优先切断。

这些死亡的共同点不是误炸。阶级敌人被定义成可消灭的类别，粮食和劳动力被征用，统计服从政治需要，事后缺少独立追责。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再用饥荒当治理工具，但一党对暴力、信息和惩罚的垄断还在。美国国务院2024年人权报告认定，新疆针对维吾尔族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发生了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自2017年以来，超过100万人被关入法外拘禁营和监狱。联合国人权高专办2022年报告认定，酷刑和残忍待遇的证据可信，严重侵犯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美国情报评估引用的关押区间为80万至300万，新疆当局自2017年以来起诉超过50万人。再教育、强制劳动、家庭分离和绝育，针对的是身份，不是个别罪行。香港国安体制和跨境施压，是同一逻辑向外延伸：安全由党定义。

一个保留这套定义权、又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完整产业链的政权，与二十世纪的小国实验不是同一量级的外部影响。它不必重复饥荒，也可以用市场准入、技术和国际组织席位改变别国的言论边界。

绿色：以纯洁为名的平民死亡

法国智库Fondapol截至2024年4月的汇编记录了66872起伊斯兰主义恐怖袭击，至少249941人死亡。1979年至2000年约6817人，2001年至2012年约38187人，2013年至2024年4月约204937人。后一段占全期死亡的绝大部分。死亡最多的组织是塔利班约71965人、伊斯兰国及其分支约69641人、博科圣地约26081人、青年党约21784人、基地组织约14856人。受袭最重的是阿富汗、索马里、伊拉克、尼日利亚、叙利亚、巴基斯坦和马里。死者主要是穆斯林平民。

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的逐年记录说明，这类武装不是战争的附带品。2018年，塔利班和伊斯兰国分支造成约63%的阿富汗平民伤亡；塔利班单独约占37%，伊斯兰国分支约占20%，后者当年伤亡同比增加118%。汽车炸弹、市场和清真寺，是为了惩罚不够纯的社会，不是为了占领一座桥。

目标一旦定为建立不可协商的教法秩序，异己教派、女性公共生活、叛教者和世俗学校就都成为合法目标。批判这一武装形态，依据是它自己的宣言和死亡名单，不是某一民族的身份。半个世纪近25万条有名有地的恐袭死亡，已经足够说明它不是边缘犯罪。

黑色：暴利如何掏空一条街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药物过量死亡从2017年的70715人升至2022年的108790人，2023年仍有106352人，约合每天287人。2023年约69%涉及合成阿片类，主要是非法制造的芬太尼及其类似物；芬太尼相关死亡从2017年的27542人升至2022年的73944人。甲基苯丙胺从2017年的9438人升至2023年的34167人，可卡因死亡同期翻倍以上。这不是零星吸毒，而是一条从化工厂、走私通道到街头经销的产业。死者多数并非主动寻死，而是买到了被掺入致死剂量的货。

团伙犯罪吃的是同一块地盘。禁毒失败的街区，抢劫、人口控制和腐败一起上升。美国城市凶杀在2020年后冲高，2021年样本城市峰值约每10万人18.6人，此后回落；回落本身说明执法和起诉门槛会改变死亡数。入店行窃在部分城市于法令放宽后上升，零售关闭、保安私有化、居民迁出，是秩序撤出后的第二轮损失。黑市不发表纲领，它只需要执法空洞、快速保释和可重复作案的预期。预期一旦形成，守法商户比武装分子更先离开。

三笔账为何要放在一起

红色体制在一个世纪里以千万计地消灭被划入错误类别的人，并以平等和进步为这笔账命名。绿色极端武装在半个世纪里以宗教纯洁为名杀死约25万恐袭对象，受害者多在穆斯林社会内部。黑色网络不争夺政权宣言，却用芬太尼在美国一年带走十万条生命，并用地盘规则取代法律。

三者不必共谋，才都构成对和平的实质威胁。共同之处是：一部分人被定义成可改造、可惩罚或可牺牲的对象，而实施者掌握组织、武装或国家。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又仍掌握大国机器的，是红色这一支。它的历史账本已经写完一页；新疆、香港和信息边界说明，新的一页还在记。